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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作用

　　去年12月至今，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给人民健康带来极大危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秩序，令世人关注。1月25日（大年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强调指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发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号召。进一步明确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控制传播扩散，有效治疗感染病患，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中医药防治瘟疫具有悠久历史，中医瘟疫理论产生、发展于防治疫病的实践，在历代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治未病的早期干预、综合治疗的整体调节作用对防控突发流行性传染病具有明显优势。2003年SARS防治过程中，中医药治疗SAR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国内外认可。然而，在当今冠状病毒流行疫情防控中，正确认识中医药作用，依法、科学有效发挥中医药作用，仍是各级政府、不同领域、行业内外以及社会各界有待提高认识与推进实践的重要问题。

　　一、中医瘟疫理论的形成与作用

　　中国医学发展历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瘟疫理论创新发展于汉末与明末清初，是中医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一是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二是明末清初温病四大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提出温病辨病辨证方法，丰富发展了瘟疫理论与实践。瘟疫理论的核心包括张仲景六经辨证、吴有性《温疫论》表里九传辨证、叶天士《温热论》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温病条辨》三焦辨证等。这些辨证方法对指导中医防治瘟疫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清代瘟疫流行超过任何时期，正是由于中医瘟疫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广泛应用，清代我国人口数量没有因瘟疫而减少，且大幅度增长，至乾隆年间，突破2亿人。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H1N1大流行，世界约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4000万-5000万（近10%），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没有出现大疫流行和高死亡率，离不开中医药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乙脑、流脑、出血热、SARS、甲流等流行传染性疾病防治中，中医药发挥了应有作用，许多有效方法至今临床广泛应用。据WHO（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7月11日全球SARS疫情报告：中国内地报告病例数5327例，死亡348例，死亡率6.53％；中国香港报告病例数1755例，死亡298例，死亡率16.98％；中国台湾报告病例数671例，死亡84例，死亡率12.52％；加拿大报告病例数250例，死亡38例，死亡率15.2％。在中国内地SARS发病最严重，然而治疗效果最好，死亡率远低于平均死亡率，得益于国家推进中医药作用的发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结广东和北京两地经验后宣布，中医药治疗SARS具有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副作用等优点。WHO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充分肯定中医药的治疗作用。美国卫生部门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有效地控制SARS疫情，中医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未来一旦纽约或美国爆发SARS疫情，中医的防治经验值得借鉴。

　　二、中医对瘟疫的认知与优势

　　中医对生命与疾病的认识是基于人的观察、实践与研究，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和理论体系。根据人体的生命信息把握健康与疾病动态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收集人体外在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人体整体状态（辨证），确定相应养生保健与治疗原则和方法（论治）。中医对疫病的认识是通过人与自然时令变化的适应性与细菌、病毒侵犯人体后机体综合反映所表现的外在征象进行分析，根据病邪导致脏腑经络功能异常、气血津液失调的病变机理，综合判断而采取相应的防治方法。由外邪（细菌、病毒）引起的疾病，属中医外感病范畴。根据其病机特点，概括为伤寒、温病两大类，对具有流行、传染特征的外感病中医称为瘟疫或疫病。中医诊治瘟疫的方法，如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无论病情处于什么阶段，注重自然界变化特点、人的身体状况与疫病的演变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调动体内抗病能力与抗细菌和抗病毒相结合，有利于早期有效干预，从而达到及时有效防治的目的。

　　瘟疫辨证方法的共同特点，是以一类性质相同的病为基础，分析此类疾病整体发展过程，提炼能够代表这个发展过程的几个层次，并抓住外感热病的总体特征及分期特征，将这些各具特征的各层次的认识串联起来并得以升华，形成指导临床的辨证方法，并在临床实践中指导诊治。

　　尽管古代中医并不明了引起各种不同传染病的病原体，然而中医在防治瘟疫的实践中，发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特点，通过掌握临床特征及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能在紧急而特殊时期显示整体调节的诊疗优势。基于中医瘟疫理论与实践的这一特点，在国家和民族遭遇突发传染性疾病的危急时刻，中医药可以大有作为。

　　中医学强调天人合一，特别重视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对于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尤其重视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如蒲辅周先生在治疗乙脑时总结到1955年石家庄市因自然气候偏热，所发之脑炎，属暑之偏于热者，故用仲景人参白虎之法而收效特著；1956年北京市因自然气候偏多雨湿，所发之脑炎，偏于暑之湿者，故用石家庄的经验而不能奏效，改用通阳利湿之法则疗效迅速提高。因此，对石家庄的乙脑治疗经验进行符合北京市当年流行情况的补充，又提炼出湿这一证候要素，并相应提出了包括通阳利湿法在内的八大治法。

　　结合天人相应、形神合一、脏腑和调理念和中医诊疗模式，在瘟疫流行时期，对易感正常人群、无明确病因而异常症状或确诊瘟疫病人均可有效防治。这也是面对新发病因不明传染性疾病，不需要明确病原体，根据时令气候变化、症状和体征来诊治病人，达到有效防控疫情的目的。

　　中医药治疗瘟疫不是单纯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驱邪与扶正并举，使邪有出路，正气得复。我们在临床运用透表解毒法治疗各种流感、感冒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疗效确切的基础上，根据中医瘟疫理论及对SARS的认识优化了中药处方，形成中药复方制剂金柴抗病毒胶囊，是2003年被证实对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药复方。研究显示：金柴抗病毒胶囊对冠状病毒、流感、副流感病毒等7种呼吸道病毒有抑制作用，作用机理是多方面的，有直接抗病毒作用，作用于细胞本身，提高病毒攻击后细胞膜脂质流动性，阻止病毒进一步感染；有针对病变环节抑制病毒及缓解化学物质引起的肺部炎性病变与退热作用；有机体免疫功能的整体调节作用，并可抑制炎症因子NO释放，降低由其引起的肺损伤作用等，充分显示中医药治疗的多靶点、多环节、多途径，体现中医药治疗瘟疫的整体优势。

　　三、依法、科学有效发挥中医药作用，全面提高中医药防控瘟疫能力

　　中医根据疫病的性质、病位与转变特征而有寒疫、湿疫、温疫、火疫、风疫等不同的疾病分类，疫病种类不同，其发病、演变规律与治疗方法有别，结合武汉冠状病毒肺炎发病季节与病症特点，从寒疫、湿疫论治是提高防治效果的关键。

　　1.落实政策法规发挥中医药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建立有效机制，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1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因此，应把发挥中医药作用作为各级政府防控疫情的重点工作，使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应有作用。

　　2.科学有效发挥中医药作用

　　第一，发挥治未病优势，立足早期干预。在现代常规预防措施的基础上，适当选用中医药内服、外用防疫方法，提高人体抗疫能力，实现易感人群的有效干预，把新型冠状病毒控制在感染前，感染后控制其发病，保障民众健康。

　　第二，提高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效果。立足重心下沉，重点发挥当地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人员的作用。根据病情变化，在把握疫病演变与防治规律上下功夫。把国家颁布的中医治疗方案，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体化诊疗特点相结合，全面提高疫病治疗效果。近年来疫病的共同特点是来势迅猛、寒热错杂、虚实并见、邪盛正衰，治疗方法错综复杂，综合中医伤寒、温病与疫病理论与实践的整体认知优势，是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根据目前报道的病例分析，新发病例多以寒热毒邪错杂、损伤正气为特点，邪居肺卫与少阳，故出现发热或无热、乏力、干咳，或恶心、胸闷、苔白或黄等症，治宜和解少阳、清热宣肺、益气解毒，可用小柴胡汤与升降散加减。邪气入里化热而毒热壅盛，肺失宣降，可见发热、咳吐黄痰，气促胸闷、乏力日甚，舌红苔黄等症，可用宣白承气汤、桔梗汤加减；至于寒盛伤及脾阳而腹泻或热伤气阴而气阴两虚可随证施治。疫情极期如毒热内盛，肺气郁闭，内闭外脱当用开窍醒神、固脱等救急方法。

　　第三，坚持中西医优势互补，完善运行机制。积极构建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模式，有效治疗冠状病毒感染与防控未来出现的各种疫病。

　　第四，全面提高中医药防控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能力，一是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中医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机制，通过资源共享、协作攻关、优势互补、技术支持、联合共建等一系列形式建立中西医、多学科协作机制，提高中医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整体能力，从而发挥应有作用。三是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研究，通过古医籍文献研究，发掘中医药原创精华；加强中医临床研究，提高中医诊疗能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使中医药成为防控新发疫情的不竭动力。

　　同时重视发挥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毒副作用小、减少西药后遗症和并发症的作用，提高感染人群痊愈后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曹洪欣，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原副秘书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首席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代表性传承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