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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特辑】女法官向晖

　　47岁的向晖一头短发,齐刘海圆脸加上一副黑框眼镜,气质憨厚。她并不描眉画鬓,坐在办公室里也不起眼,只有在审判席上敲响法槌的那一刻,属于法律的威严气场才散发开来。

　　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27年,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的女法官向晖已不记得帮助过多少误入歧途的孩子,她总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扶这些孩子一把,让他们今后的路走稳、走好。

　　事实上,她真的做到了。

　　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延续到审判之外

　　1992年,从学校毕业的向晖被分配到麒麟区法院工作。半年后,麒麟区法院为应对当时较为突出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成立了云南省第一家少年刑事审判庭。

　　初出茅庐的向晖第一次接触未成年人案件,只觉得震惊:一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儿,却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明明是同龄人,却因为家庭、教育程度、个人选择的不同,走向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随着工作经历不断增加,向晖的感触越来越多,直到三年后,一起案件促使她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是一起盗窃案,被告人是一名16岁的少年。从小到大,他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四处流浪。扒着火车来到曲靖后,他实施了多起盗窃案。法院判处他两年有期徒刑,向晖到看守所宣判时,劝他“等出去以后好好做人,不要再偷了”。他却说“我出去了也还得偷啊!无父无母,没上过一天学,靠什么生活?”

　　当时,尽管向晖劝他“你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找点事情做”,但走出看守所,连向晖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劝解实在太过苍白。

　　这件事让向晖意识到:对犯罪未成年人这个群体的关注,不应当随着案件审判的结束而结束,更不应当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或者物质上的嘘寒问暖,对他们的关注,还需要更深入、更长效。

　　那些年被“坑”过的娃

　　“现在网上常常说坑爹、坑妈,但我们接触的孩子,有不少是被父母坑的。”向晖说,孩子走向犯罪,与家长有很大关系。

　　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20多年里,向晖见过不少“奇葩”家长。

　　一个少年连续3次抢劫学生,审理案件时,孩子在法庭上说“我错了”,旁听席上的家长竟一跃而起,大声叫喊,“你不要承认干过这些事!”

　　一个17岁男孩因贩毒受审,需要法定代理人到庭。男孩告诉向晖,父母离婚后,自己和哥哥跟着父亲一起住,但已很久没见过哥哥了。向晖找到男孩的父亲后,他竟然摆着手不耐烦地直接拒绝到庭:“管不了管不了!老大在杨林监狱服刑,老二现在也在你们手上了,你们爱咋办就咋办吧!”

　　另一起案件中,三个同学关系的未成年人一起贩毒。向晖调查后发现,其中一个人的妈妈自己就是吸毒人员,且“以贩养吸”。为筹集毒资,她不仅让儿子帮着自己进行零星贩毒,甚至让儿子发展自己的同学当“下线”。最后,三个孩子全都被判处实刑,进了监狱。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20多年,向晖也见过不少一心想管好孩子却适得其反的父母。她感慨:“教育,真是世界上最难的课题。”

　　2017年,向晖办理了一起贩毒案:一名16岁女孩离家出走后,在曲靖遇上了“热心大姐”——这位大姐不但供她吃供她住,给她买了不少好东西,后来还“大方”地带着她一起吸毒!不谙世事的女孩并不知这是圈套,直至帮“大姐”贩毒时被警方抓获。

　　即将审判时,女孩父母来到法院,“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说平时对孩子管得很严,孩子离家后他们到处找。”没想到,再次相见时,女儿却将在监狱里度过两年时光,这让父母在法庭上难忍悲痛,放声大哭。

　　“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孩子接受?应该没有标准答案。”向晖记得一个15岁女孩因参与抢劫受审。看到这么小的女孩被男网友引诱、离开家、走向犯罪,自己又心痛、又气愤。她质问其父母:“孩子这么小,不见了,你们就不去找找?”结果,家长委屈地说“我们找了。找到以后用绳子把她捆回家,她又偷偷跑出去了!”庭审中,一般未成年人犯罪后见到父母,都会或委屈或悔恨地哭泣,但这个女孩见到父母时,目光里却充满了仇恨。

　　“我经常想,等退休了就把办过的这些案子整理出来,因为里面有太多深刻的教训。”向晖说,天下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成才,但因教育理念、方法的偏差,有的家长越努力,越把孩子推向对立面。因此,有了女儿后,她也经常提醒自己教育孩子时“要讲方法”“不要粗暴”“争取和女儿做好朋友”……

　　“他们的主观恶性不深”

　　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向晖总是心怀母性的柔情,尽最大努力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人们对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总是避而远之,认为他们不可能变好。”向晖说,“但是,未成年人犯罪有许多无法忽略的客观因素,他们的主观恶性不深,人生还长,能救一个是一个!”

　　2016年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给向晖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告人是一名高二学生,此时,向晖的女儿也在上高二,“女儿在为以后考上心仪的大学努力拼搏时,这个男孩却为前途和命运忐忑痛苦。”

　　“孩子真是太可惜了!”向晖看到卷宗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起案件实在太过特殊。

　　这是一个从小在离异家庭长大的男孩,成绩优异,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但自从其母与人网恋同居,他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对方游手好闲、品行不端,与母亲经常发生争吵打骂。男孩的母亲多次想分手却受到生命威胁,唯有悄悄搬走。之后,平时住校的男孩不知母亲已经搬走,来到两人的出租屋。却被男子持刀威胁“把你妈叫回来!不然就杀了你!”在两人争执抢刀的过程中,男孩刺伤了对方……他马上拨打了110,只是一切为时已晚,男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6年5月,男孩被刑拘,等向晖到看守所送达起诉书时,已是年底。看完起诉书,男孩痛哭不已。向晖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刑期,但男孩却边哭边问:“阿姨,我想读书,我以后还能不能读书?”

　　这一刻,向晖的心碎了。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的起点刑较高,此时案件还未审理,她只能告诉男孩“你在里面一定要安心,你多花些时间自学看书。千万不要跟人学坏了!”

　　回到法院,向晖和同事们立刻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研究卷宗,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男孩有自首情节,又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如能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对他今后回归社会也有帮助；请关工委对男孩做个社会调查,让孩子的本性、案件的前因后果更加清晰……最终,结合多个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男孩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但男孩重返校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母向校方提出的请求已被拒绝。得知此事后,向晖与关工委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学校陈明案件的前因后果,开明的校领导终于同意孩子回到学校。

　　因为案件耽搁了近一年时间,孩子回到学校后从高二读起,并于2018年参加了高考。“考上了一所二本学校!”向晖由衷地开心:“这是我去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我最希望“功成身退”

　　“这些年,很多当事人慢慢地就不再与我们联系了。”向晖说,每当这时,自己反而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他们的生活进入了正轨,真正回归了社会,“我们也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办过这么多案子,向晖最大的感受是:九年义务制教育应当真正落到实处。因为相较于纷繁复杂的外部社会,学校就像一个保护罩,可以让未成年人免受社会上不良人员和风气的滋扰。“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离开学校后犯罪的。”向晖说,被学校开除、勒令退学,或自己厌学而导致辍学……一旦离开学校被推向社会,这些心智都还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就很容易走偏。

　　除了刑事案件,近几年向晖也开始接触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2017年她接手了一件虐童案,当和长期被继父虐待的孩子交谈时,四岁男孩脱口而出的话让她惊呆了。

　　“等我以后长大了,我要宰了他!”

　　“这就是犯罪的种子。”向晖说,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法庭最终成功剥夺了其继父和母亲的监护权,孩子被送到了福利院。“去年到福利院做跟踪回访的时候,孩子特别高兴。看见我们来了,还怕我们把他领走,怕福利院不要他了。”当时,向晖又高兴,又心酸。

　　工作27年,向晖利用工作之余对300多名自己判处的未成年犯进行了回访帮教。这些孩子有的在狱中对未来感到迷茫恐惧,有的出狱后在社会上遇到困难,向晖都尽力帮助他们。有人数年后找到向晖,只为了让“向大姐”看看自己的女朋友……

　　让她欣慰的是,相比20年前,社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态度转变了。“学校允许被判缓刑的孩子重回校园,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她说,如今很多家长对教育的重视也不断提升,即便孩子犯了错,也仍想方设法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求学。

　　“我经常想,如果刚工作那几年有现在的经验和想法,有些事情可能会做得更好。”向晖说,每当想到自己的处理方式不同,可能会让这个孩子今后有不同的人生,自己就会特别谨慎。“法律是无情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把孩子们引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