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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中国行 | 良书播惠九州

　　

　　图①：宁波三江口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②：宁波市主要廉洁教育场所分布图。宁波市纪委监委供图

　　

　　图③：青少年在王阳明故居接受蒙以养正教育。余姚市纪委监委供图

　　

　　图④：张人亚党章学堂。北仑区纪委监委供图

　　

　　图⑤：天一阁内的秦氏支祠戏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恰如宁波的城市形象主题口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所言，书是探寻宁波文脉的一把钥匙。从月湖深处的天一阁，到龙山脚下的王阳明故居，再到海港码头附近的张人亚党章学堂，我们在宁波一次又一次与书相遇，与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相遇……

　　古老的藏书阁，见证以书传家的严谨家风

　　城市与山林是否判然分明？人间的烟火与自然的适意是否不可兼得？至少，明代江南才子文徵明会回答——非也。他曾有诗云“信有山林在市城”，在喧嚣的城市中独享一片佳山秀水，如此若即若离的感觉，也许更贴近“大隐隐于市”的深意。在此佳山秀水中，当然少不得读书这项活动，文徵明最后收束全诗的句子是“手携书卷课童耕”。

　　走出宁波火车站，往东行不到十分钟，一片水面映入眼中。这便是月湖。月湖兼有云蒸霞蔚的开阔气象与小桥流水人家的别致，自古即是游赏胜地。

　　此番前来，我顾不得去访菊花洲上的高丽使馆旧址，也顾不得去访柳汀上纪念贺知章的贺秘监祠，径向月湖深处走去。

　　月湖深处，藏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的创建人，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1506年—1585年），在厌倦了官场之后，回到家乡宁波，在月湖之西安顿身心，日与藏书相伴。随着藏书的增多，原有的“东明草堂”已不敷用，于是便修建了“天一阁”。

　　天一阁大门上，悬挂着潘天寿书“南国书城”匾额，柱子上的两副对联，一副是郭沫若书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一副是顾廷龙书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顾廷龙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献学家，他以金文撰写的这副对联，令人着实得费一番功夫辨认。而这副对联背后的故事，只有在见到天一阁并了解天一阁的历史后，才能真正读懂。

　　站在天一阁前，身后是天一池，池与月湖相通，大树压池，池盛假山，山映水底，好一片可爱园林。此际游客尚少，我仿佛成了天一阁的主人，独享这片静谧。

　　眼前的天一阁，建成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之间，450多年来，它基本保持了原样。天一阁的形制，早已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清代为贮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文渊阁等七阁，即以天一阁为蓝本，这便是顾廷龙上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之意。

　　天一阁的形制，灵感来源于古老的《周易》，深藏爱书之人范钦对书籍的敬意。书籍最怕火，《周易》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思想，范钦由此命名自己的藏书楼为“天一阁”。天一阁的形制，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一通间，以符“天一生水”之意，下层隔为六间，以符“地六成之”之意。柱子全用黑色，因为黑色在五行之中对应水。为防祝融之灾，范钦煞费苦心。

　　今天的游客，可在天一阁一楼高大的书架间徘徊，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礼遇。古代以书传家者不在少数，范钦为了保护藏书，不使辛苦收集的藏书散失，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规。藏书作为一个整体在家族中传承，阅读藏书只可在阁内，不得将书取出，而书阁亦不可轻启，为此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得参与家族祭祀活动三次等规定。

　　在如此严格的家规之下，即便家中人也不得随意入阁观书，更何况家族之外的人。直到天一阁建成一百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有了第一位外来访客，他便是顾廷龙下联“南雷深意藏久尤难”中的“南雷”，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黄宗羲。

　　黄宗羲不仅进入了天一阁阅书，还“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在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开篇即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范氏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书籍，令他深感佩服。他评论道：“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

　　范钦晚年，天一阁藏书七万多卷，近代屡遭“书厄”，亦存一万多卷，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而范氏以书传家、爱书护书，亦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目前，天一阁博物院已收藏古籍30多万卷，善本8万余卷，成了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一个文化地标。

　　有书在，就有了通往文化深处的钥匙。

　　破心中贼，立高远志，从瑞云楼中走出的思想家如是说

　　在黄宗羲登上天一阁饱览藏书前的两个世纪，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在距天一阁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出生了。他的思想不仅传遍九州，更远播海外。

　　任何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感兴趣的人，都不应错过余姚的王阳明故居。明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就出生在瑞云楼中，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如今的瑞云楼是一座五间二弄的两层木结构楼房，系现代人据文献记载复建的。楼虽不是阳明先生出生时的那座楼，但身处其中仍带给我一种兴奋的感觉：时光通过了我的身体，我站在时间长河中的一个位置，以后来者之姿端详一位思想巨擘的起点。

　　瑞云楼就是王阳明的起点。王阳明本名王守仁，阳明是其号，而出生时家人为他取的名字是王云。王阳明的得意门生钱德洪说，阳明祖母岑氏梦中见一神人乘云而来，怀抱一子，不久怀孕十四月之久的儿媳郑氏诞下阳明，因为这“瑞云送子”的故事，楼被命名为瑞云楼，孩子被命名为王云。

　　这类故事在古代十分常见，一个人成圣成贤后，就会有异于凡人的降生故事，或异于凡人的容貌。阳明一生的事业，却是在揭示圣贤与凡人之间，并没有如鸿沟一般的巨大差异。他接过孟子曾举起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旗帜，告诉天下人，人人皆可为圣贤，因为人人都有良知，且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阳明的心学强调“致良知”，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要将蒙蔽自己良知的私欲去除掉。阳明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之贼，便是我们对声色货利的欲望。故而，阳明重视立志，立高远之志，以抵御私心私欲的萌发，他说“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

　　阳明的心学给予时人重建道德理想的信心，影响所至，早已不局限于修身，而是延展至文学、艺术诸领域，为这些领域带来了活泼的生气。

　　阳明故居规模并不大，无须花费许多时间游览。步出故居，眼前有一座海拔不高的山，名字却相当响亮——龙山。龙山本不在我的游览计划之内，却让我不经意遇见了阳明讲学的中天阁。

　　中天阁在龙山山腰处，据说得名于唐代诗人方干的“中天气爽星河近”。当仰望苍穹时，浩瀚的星空让人的心中激起崇高之感，正如道德律令给人的感觉。

　　嘉靖年间，王阳明曾回故乡余姚，与诸生相会在中天阁，讲论道德文章。即将离开故乡前，他在中天阁的墙壁上，留下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即《书中天阁勉诸生》。

　　阳明希望诸生不要因为自己的离去而散学，“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在能够看见星空的中天阁，诸生聚集于此，切磋道德，循着成圣成贤的道路走去。

　　从中天阁往上行，又有朱舜水纪念堂。朱舜水是一位出生于明代晚期的思想家，在明清易代时，他东渡日本，对日本思想、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朱舜水怀念故乡余姚，以余姚江的别称“舜水”自名。朱舜水与王阳明的哲学并不同，但都在日本传播开来。

　　攀登龙山的路途中，我与一个又一个余姚名贤相遇。在靠近山顶的一个观景台上，可以俯瞰全城景色，余姚江缓缓流淌，古代江南江北各有一座城池，架桥连接。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染红了青山绿树，染红了余姚江。余姚江没有惊人的气量、喧腾的声势，但我知道这是一条文化的大江、思想的巨流。

　　“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用生命守护党章

　　来到宁波，总要去看看海吧。

　　宁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尤其在唐宋时代，千帆辐辏明州港，从明州出发去往东亚其他国家的航线已十分成熟，他们将中国的物产、文化引入自己的家乡，书写了一段段文化交融的美谈。昔日的盛景，今日更上层楼。一艘艘巨舶停靠在宁波舟山港，码头繁忙却井然有序。

　　在北仑看过海后，我去往距离北仑港码头不远的张人亚党章学堂，了解一位共产党员的传奇故事。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出生在今宁波市北仑区，人亚这个名字是他参加革命后所取的。距离张人亚党章学堂不远的地方就是他的故居，是一座很普通的三合院。堂兄张兆泰开办了一所学堂，张人亚就是在这里开始接受教育的。然而，家中的条件无法支持他的学业，在十六岁时，他离开故乡，到上海讨生活，成了一名银楼学徒。

　　在上海，张人亚完成了人生历程中的重大转变，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成长为上海金银业工人运动的领袖。1922年，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些党性不坚定的党员，脱离组织甚至出卖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持有革命书刊是十分危险的事，也许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此非常时刻，张人亚悄然将一批革命书刊带回故乡，交给父亲张爵谦，嘱托他务必好好保管，这些书刊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张爵谦对外人说，儿子久在异乡未归，大概已经死了，于是为之修建了墓冢。张爵谦将这批革命书刊用油纸包好，埋入墓内。张人亚衣冠冢今日保存完好，墓碑上写的是“泉张公墓”，故意漏写了静字。

　　时光一过就是二十多年。1951年，自觉时日无多的张爵谦，将儿子衣冠冢中的革命书刊取出，捐献给国家。其中有一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第48页至58页印的是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唯一存世的原件，已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原件上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印章，这是张爵谦的三儿子张静茂在捐献之前加盖的。

　　张爵谦想知道儿子的下落，自那一别后，儿子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但直到他生命终了，也没有得到答案。直到2005年，张家人偶然读到了原刊1933年《红色中华》上的一则悼文，原来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在从江西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因病逝世，时年34岁。《红色中华》上的悼文，称赞张人亚是“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张人亚以生命守护党章，为历史留下存证，亦启示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纪为基本准绳。

　　我的宁波之行，从范钦藏书起，至张人亚护书终，堪称圆满。离开张人亚党章学堂时，我意外得知张人亚堂兄张兆泰的一位学生张季言，为了纪念张兆泰兴学之举，曾想在霞浦创办一所图书馆，并以张兆泰的号“樵庄”命名，可惜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书悉数捐赠给了天一阁。

　　古阁藏书惠今人，今人献书壮古阁，如此便更加圆满了。（易舜）

　　

原文链接：http://www.gsjw.gov.cn/contents/63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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