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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战胜疫情靠什么？解码背后的文化自信

今年春天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齐心努力，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当前已初步呈现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知优势方能扬优势，扬优势才能固根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两大奇迹。在不断探索实践、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创立、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全面阐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后深刻指出：“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揭示了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更重要的是，这是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伟大制度创造，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增进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中国文化发展启示录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发展为一种文化理念，而且文化差异对各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这种经过文化自觉而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更容易使人们坚定对自身制度的自信。

制度是思想的载体和实现形式，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早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等等。把这些思想运用于构建制度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提供重要保证，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近代以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先后学习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多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总统制等制度模式，最后都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探索，形成了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对传统制度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完善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失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离开中华文化的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缺乏勇气和智慧；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气节。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

打造“升级版”文化强国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信仰、思想和道德支撑，对于增进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认同、确保制度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人民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也是制度自信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实践检验中得以确证，并在造福人民中得以拥护。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提高坚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动群众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和发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并获得了最广大群众的认可、拥护和支持。

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持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而这种持续提升必须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有力支撑，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进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制度优势相辅相成、互推共进。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提供框架规约、严密程序和运行机制等，能为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推动文化发展的守正出新。另一方面，在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等硬实力的同时，切实发挥文化对现代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可以提升文化带来的创新激励对创新驱动的贡献，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四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将这种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来源：读者投稿，作者：张江芬（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商业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