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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深秀——戊戌变法一君子

第三版：要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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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这是杨深秀戊戌变法失败后在狱中写的一首七律诗，表现出高风亮节、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与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杨深秀在六君子中年纪最长，但不太有名，尤其与留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句的谭嗣同相比，名声相去甚远。据说，当年杨深秀本来可以逃过此劫，前五位下狱后，他向慈禧求情，并劝归政光绪，触怒慈禧，这才断送了性命。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无法否认，杨深秀同样是一位大义凛然的英雄，值得后人深深怀念。
　　杨深秀（公元1849年—1898年），字漪邨，本名毓秀，山西省闻喜县人。聪明早慧，12岁成秀才，21岁中举人，榜列第三名经魁。22岁入京参加会试，未中。遂留京拜师求教，钻研汉学，力主今文经，尤喜《公羊传》。光绪三年，北方数省大旱，尤以山西为最。京城的晋籍官员和士人纷纷捐献银两，杨深秀毅然放弃科举考试，请假回乡，团结官绅，兴利除弊，组织赈灾。他以举人身份、满腹学问、高尚人品和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受到官绅和乡民的尊重，成为具有号召力的人物。灾后，杨深秀等人共议降低驿费，得到省里批准，减轻乡民负担。
　　光绪五年，山西巡抚曾国荃饬令重修《山西通志》，责令各县先修县志。杨深秀受县令委托，仅用半年时间完成《闻喜县志》的编纂，新创《志斟》《志补》和《志续》三种体例，共12卷。同时对地形图作一大改革，废黜八景，分列四图，限以棋局文，参以罗经向，每格纵横为10里，较为准确。
　　光绪八年，张之洞入晋主政。下车伊始，大刀阔斧地革弊兴利。杨深秀借此契机，联合地方乡绅，建言免除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公堂礼”摊派。终被上司批准，士子们无不拍手称快。杨深秀写了一篇《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刻于石碑上，现立于文庙牌楼前右侧，成为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制文物。
　　杨深秀还应山西学政之邀，参加《山西通志》的编纂，负责撰写《星度谱》两卷和《古迹考》八卷。他利用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最新科学成果，创造性编纂内容，使《山西通志》具有较高科学水准。
　　他还担任省城令德堂书院的协讲。在讲经中，以春秋公羊学启迪学生，教导大家勿沉溺于八股文，学习改制立法实务。他“高谈雄辩之概，诸生课余请业，竟委穷源循循无倦。”太原之刘友风、榆次之刘奋熙，皆其高材学生。
　　光绪十二年冬，杨深秀离并返京，到刑部销假。十五年参加会试，被取中贡士，参加殿试位列三甲。二十三年，山东发生了德国强占胶东半岛事件，杨深秀被授为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第一疏就极言改革，云：“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第二年（1898年）春，他和康有为加强联系，参加了保国会和变法运动。变法前夕，他首先上折，请定国是，明赏罚，指出：“夫古今为政，未有东西未定，游移两可者。臣愚谓皇上，仍主守旧则已。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非明隆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也。”光绪帝根据此折，终于定下决心，下诏宣布变法。6月上疏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騤阻挠新政。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每到关键时刻，他或单独上折，或联合他人上折，提出指导性建议、方法或步骤。多为皇帝采纳，转成上谕颁行。在百日维新中，他上奏折计有17件之多。变法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终至被害。可以说，杨深秀为变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位君子牺牲后，被儿子运回闻喜老家。他家无余财，生前没有积蓄，又遭抄斩，回乡后只有草草安葬，连一块石碑也未竖立。杨深秀身为御史，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抔黄土。
　　隆冬时节，笔者驱车来到闻喜县仪张村，只见一座用石块围砌的土坟，上面竖立很薄的墓碑，书有“戊戍志士杨深秀之墓”。仔细辨认，这是一通最普通不过的万古流芳碑，是省文物局和县文物局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所立。不远处，公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与这里的凄凉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杨深秀自出道以来，秉持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回乡赈灾、讲学编志，还是担任监察御史，都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尤其是在百日维新中更是表现出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为推动历史前进大义凛然，舍生忘死。林则徐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之仁人志士的精神在他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体现。
　　中华民族的历史车轮，正是杨深秀一样的无数仁人志士推动前进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任生林